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著有《文凭社会》《冲突社会学》《社会学四大传统》《哲学社会学》《互动仪式链》《暴力》等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中文版序
兰德尔·柯林斯
文凭的通货膨胀指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在美国,高中文凭(即接受 12 年教育)在 1940 年之前还相对罕见;而现如今,高中学位已是家常便饭,在找工作时几乎一文不值。大学入学率在年轻人中超过了 60% ,大学学位也面临着如高中学位一样的命运。现在,当学位已经发生通货膨胀,它们的主要价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场,用来获得更高的学位。理论上,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明清两朝时那样,学子们不停地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三四十岁;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影响到的可能是绝大部分人,而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不同国家教育通胀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它们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教育学位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的机会;与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或购买力下降)。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不断减少的中产阶级工作职位。教育通胀基于自身而发展;在每一个攻读学位的个体看来,面对学位贬值,最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
这就是教育扩张的主要机制;不过,它同时还因盛行的技术管治意识形态而变得愈发严重。这一论点宣称,工作职位不断提升的技术要求赶走了非技术劳工,而当今对高技术工作的需求则逐步提升了教育水平。大约四十年前,我在出版于1979 年的《文凭社会》中收集了证据,证明技术变革并不是文凭要求提高的推动力。教育的内容主要并不是由技术需求决定的;大部分技能—包括最高级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或通过非正式网络学到的,而教育官僚组织最多也只是试图将其他地方学到的技能标准化而已。在后来对文凭通胀和技术变革的研究中,我也并未看到任何证据能够推翻我 1979 年发表的结论。没错,确实有一小部分工作受益于科学和技术教育,但这并不是推动教育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未来,大部分人都成为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发达国家里增长最快的工作职位是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在这些行业,雇佣人类劳动力比自动化更廉价。
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发生的,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够生产出更平等的机会、更高科技的经济表现和更多的好工作。不过,面对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一个日益明显的严重问题,它的确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就是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对非体力劳动的威胁日益迫近,中产阶级即将被科技替代。二十到三十年内,如果商业公司试图取消大部分拿薪酬的工作岗位,导致没人买得起资本主义产品,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因此垮台。文凭通胀有助于缓和这一问题,因为它把更多人都留在了劳动力市场之外;如果学生能获得财政补助,不管是直接补助还是通过低息贷款(最终甚至可能无需返还),这都是一种隐藏的转移支付。在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欢迎的地方,例如美国,是教育的神话支撑起了隐藏的福利国家。再加上小学 、中学和高等学府里的数百万教师及行政人员,教育通胀背后隐藏的凯恩斯主义也许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巨轮不会沉没。当然,教育也面临技术化的威胁,例如教师被电脑替代;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教育也许就无法阻挡科技替代的发生。不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不断扩张的教育是否能成为科技替代的一种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呢?
教育是政府的重要支出,这可能会限制它在未来的进一步扩张。随着成本提升,会出现私有化的压力,将政府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学生或家长身上;但随着中产阶级在经济上遭受挤压,这种方式也有其局限。文凭通胀推动下的教育系统扩张,可能会引爆教育系统内部的危机。但这并不一定是最终结局。我们可以想象一系列平台期:随着我们对教育作为一种救赎的俗世信仰不断破灭又不断重建,教育膨胀也会随之停步又再度启动。
对我们大学教师来说,这一影响将格外明显。尽管教育系统是基于错误的前提而发展起来的,但我仍然因为发表了对教育通胀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因为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得靠它吃饭。 1979 年本书出版后,我曾一度从大学辞职,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但教书毕竟报酬更高,因此,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校园。任何事物都需要从某处获得资源,社会学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错误的前提保护了社会学自身的物质基础,却也正是由社会学来揭露的。如果大众在政治观点上不再对教育怀有乌托邦般的信仰,他们是否还会继续支持教育呢?再过二十到三十年,我们将会看到答案。
推荐序
李银河
关于教育的种种神话
柯林斯的著作一上来就猛烈地揭发关于教育的种种神话。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现代化理论中关于西方社会正在从一个看重继承(ascription)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看重成绩(achievement)的社会的说法。此种理论认为,教育和后天的努力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社会流动的阶梯,甚至认为教育是迄今为止人类借以达到社会平等的最重要手段。柯林斯却认为,这种所谓现代古代之区别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教育在 19 世纪中期的急剧膨胀并未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社会中人并没有变得更加机会均等;相反,来自不同社会阶级或种族群体的人们的生存机会与他们的父辈大体相同。不论在拥有大型教育体系、中型教育体系还是根本没有教育体系的社会中,父辈与子辈在职业上的相关程度都是相似的。
第一,从技术方面看,劳动者教育水平的增长并未带来高技术工作比重增加、低技术工作比重下降这样的转变;第二,从经济增长看,扫盲程度以上的教育对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的贡献;第三,从生产效率角度看,教育水平与工作效率并不如想象中是线性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在实际工作中不但往往起不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有时反而会起到降低生产效率的作用,因为据统计,在教育程度高到某一程度的人们中,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同其教育水平呈反比关系,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自己的职业越不满意,由对工作的不满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第四,各种专门技能的职业训练往往是从工作实践中得到的,而不是从学校中得到的;第五,学生在校成绩与事业成功程度的微弱关系表明,学校对实际工作技能的训练是极其无效的。“学校对于学习来说是个极其无效的所在。”这句话听上去实在可笑,柯林斯式的幽默令人不寒而栗。
教育的作用实际上是什么?
那么教育为什么还会不断发展,它实际上在起什么作用呢?根据柯林斯的研究,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cultural credentials)和社会流动的障碍(mobilitybarriers)——他又来了,教育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是其障碍!教育是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卡,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关卡,要想过关必须付出代价。
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发现,教育水平与事业的成功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那些实业界精英与社会的中下层人士比较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是,柯斯林指出,教育是家庭背景的依变量,而不是事业成功的自变量。这种关系很像教统计学的人常举的一个例子:将火灾的损失大小与出动的救火车数量相比,表面上看二者有互相关关系,即,某次火灾出动的救火车数量越多,火灾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其实这两个变量并无因果关系,而二者同是另一因素—火灾规模的依变量。在柯林斯看来,教育与事业成功之间表面的正相关关系是虚假的,在二者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自变量—家庭背景。家庭背景与能够提供的学费成正比,能够决定人是否得到文凭,得到什么质量的文凭,从而决定了其事业的成功与否。
柯林斯在其著作中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这一区分与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生产性工作和非生产性工作所做的区分十分相似)。生产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政治性劳动规定财富分配的标准。社会上的两大主要阶级由此区别开来:工人阶级进行生产性劳动,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性劳动。虽然两大阶级都在耗费着精力,但生产物质财富的是被统治阶级,决定财富分配的则是统治阶级。
总而言之,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不能改变父子两辈职业的相关程度,甚至也无法提供职业所需技能,但教育水平的证书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通货。它对一些人是获得闲职的凭证,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绝了往上爬的念头。
怎么办?
鉴于教育证书的通货性质,人们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呢?柯林斯将可能性概括为七种:
(1)文凭资本主义—不加管束,让人们自由竞争。
(2)文凭社会主义—倡导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3)文凭族裔世袭主义—使某些优秀种族独享教育机会。
(4)文凭法西斯主义—将某些种族排斥于教育机会之外。
(5)文凭激进主义—免费教育或取消教育。
(6)文凭凯恩斯主义—承认教育的人为的经济的性质。
(7)文凭废除主义—通过立法将证书全部废除。
但是,这项研究在我看来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它对教育的概括在理工科方面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是理工科教育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不是在工厂、研究所的实践研究完全可以取代的。现代一些高精尖的科技发展往往是由教育系统纯理论方面的发现为其先导的,以为由于大部分技能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学到因而可以取消大学的基础研究,那是站不住脚的。此外,许多理工科教育正在同实践生产发生越来越多的直接联系,因而很难下结论说,学生在那里的学习不是为了获得生产技能,而只是为了一纸证书。
题图来自:max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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