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工作机会在于 IT 及 IT 密集型行业。”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 Giovanni Gallipoli 预言道。
结论来自他与斯坦福大学的 Christos Makridis 发表在《货币经济学》8 月刊的一篇论文。其中发现,从 2004 到 2017 年,IT 相关的岗位增加了 19.5%,是其他工作的八倍。
论文进一步提出,不太可能实现自动化或外包的 IT 岗位,已经结构性地改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市场。 要在这种新经济中拥有竞争力,学生需要学习 IT 技能,后者涉及云计算、大数据收集、存储、信息安全等等专业。
事实上,在这个结论得出很久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了实践。在里根时代,美国教育部还在指责大学教育没有为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做好准备,到了 2017 年,修读计算机科学的大学生已在十年间增长了 50%;在 1982 年乔布斯试图将电脑送进学校,自奥巴马时代起,编程教育已经走进幼儿园;1998 年,克林顿宣称“新技术的机会就是新经济的机会”,而如今三分之二的 IT 岗位产生于的医院、银行等其他非 IT 公司;2017 年爱达荷州通过的一条法案写道:“必须加强从从幼儿园到职业的计算机科学教育,由行业需求主导,并与业界合作发展。”对应地,微软几天前公布的调查显示,半数的父母认为编程最有益于孩子的就业能力,比例超过所有其他选项。
从公共政策到个人观念,美国社会很快适应了技术的变革。不过,热潮之下亦有学者反思,IT 教育是否走得太快。
据 Quartz 报道,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文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的人数节节败退,而一批应用型专业却激流勇进,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许多 IT 专业,以及范围更广的 STEM(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专业都位列其中。
报道援引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指出,教育学、政治科学与英语文学在此期间均损失了三成乃至四成的学生,而此消彼长,应用性强的工程学、护理学、计算机科学、运动科学等专业则变得吃香得多,人数增长从 40% 到 130% 不等。
据东北大学的历史学家 Benjamin Schmidt 的分析,这与性别或阶层的变化无关,而是在不景气的经济气候下,学生似乎希望自己的职业道路更加明确。
另一份数据比较了不同专业间持学士学位者的年薪中位数:计算机与信息系统专业(约 6.5 万美元)和 STEM(约 6 万美元)分别比平均水平(约 4.8 万美元)高出约 1.7 万和 1.2 万美元。
Schmidt 没有批评学生们的个人选择,相反觉得可以理解。他所担忧的是,由于被劳动力市场“吓坏了”,高等教育只去追求实用性,“孩子们不再拥有(修读)无用专业的奢侈”,这将非常可惜。毕竟,在西点军校、美国海军学院和美国空军学院这些不需要为找工作发愁的“平行宇宙”,就没有发生耐人寻味的增长和暴跌。
白宫网站曾引用预测表示,到 2020 年,美国将有 140 万以上的软件开发职位空缺,相应地,只有 40 万计算机毕业生具备申请资格。但分析认为,这一估计不仅存在计算问题,美国计算机专业学生才能胜任的前提也完全错误。
更有学者针锋相对,认为包括 IT 专业在内的 STEM 教育已然供过于求。这个观点在 2016 年的一场美国国会听证会中由自由经济政策研究所的 Hal Salzman 教授提出。
具体地,他的团队发现,美国每年只有一半 STEM 专业的毕业生留在了本专业,在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中,超过三分之一者未从事 IT 工作(差不多比例的人甚至也未从事 STEM 相关职业)。追问原因,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找不到相关职位,另有半数的人说自己找到了薪资待遇更好的岗位。
不过,业界的批评正在于这些员工不够“聪明”。据称,有 62% 的雇主抱怨 IT 毕业生对工作毫无准备,并将此归咎于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断层。
题图来自 g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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