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相遇会有什么后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民族主义理论家、东南亚研究学者。 1936 年生于中国昆明， 1941 年随全家离开中国， 1953 年进入剑桥大学求学， 1958 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之后又将研究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 1983 年出版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著作另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泰国政治与文学》《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译者简介：

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兼习日本中世史、无政府主义思想史等。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仰望热带旱季没有月亮的夜空，可以看到闪耀的群星。星星固定不动，连接它们的只有人的想象，还有可见的黑暗。这场景极具静谧之美，所以需要动番脑筋才能想到，群星其实永远在狂乱地运动着；它们无可逃避地处在各种重力场当中，在中间积极运动，也处处受无形力量的驱使。比较研究的方法便带有这种占星术般的优雅，比如我就曾借此将“日本”与“匈牙利”、“委内瑞拉”与“美国”、“印度尼西亚”与“瑞士”的民族主义并列而论。每一个对象都在发出各自稳定而独有的光彩。

当夜空降临革命中的海地，此时的夏尔·勒克莱克将军正统率着黄热病流行的波兰军队。他们是拿破仑派来重建奴隶制度的。就在不远处，他们听到敌军正在歌唱《马赛曲》和《一切都会好！》（Ça ira！）。这简直是种羞辱，拒绝执行屠杀黑人俘虏的命令是他们做出的回应。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塑造美国反殖民起义有决定性意义。西班牙裔美洲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的普世主义浪潮密不可分。浪漫主义、民主、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后来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无不被认为拥有向全球伸展、连接起各个民族的特征。民族主义是其中化合价最高的元素，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与其他各个元素相结合。

本书是一次政治天文学的试验，也许梅尔维尔（Melville）会用这个词。它试图描绘世界各地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无政府主义重力。伴随着第一国际的解散以及 1883 年马克思的逝世，无政府主义这个元素以它一向以来的多样形式，主导了拥有国际主义自我意识的激进左派。无政府主义在年轻一代产生了一位富有说服力的哲学家克鲁泡特金（年龄比马克思小 22 岁），还有一位有趣而极具魅力的活跃分子兼领袖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年龄比恩格斯小 33 岁），令马克思主义主流无可企及。但还不止于此。纵然无政府主义常常借用马克思高耸的思想大厦，但在一个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主要局限于欧洲北部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没有轻视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它向“布尔乔亚”作家和艺术家开放，这在当时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是没有的。就像它敌视帝国主义那样，它对“卑鄙的”“非历史的”民族主义（包括殖民世界的那些）也没有理论偏见。无政府主义者还更加迅速地利用了那个时代规模空前的跨洋迁移。马拉泰斯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过四年对于从未出过西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五一劳动节是为了纪念 1887 年在美国被处决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移民。

本书关注的时期是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此还有其他几个理由。新世界的最后一次民族主义起义（古巴， 1895 年）和亚洲的第一次民族主义起义（菲律宾群岛， 1896 年）几乎同时发生，这并非偶然。古巴和菲律宾同是著名的西班牙全球帝国最后仅存的重要殖民地。两地的原住民即古巴人（以及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和菲律宾人不仅互通有无，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民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各自的行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全球性的协作。最终，起义相继在几年内遭到行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同等残酷的镇压。不过，奥连特（Oriente）和甲米地（Cavite）破碎的山村之间没有直接的协作，而是通过“代表”从中穿针引线；尤其重要的是巴黎的代表，其次是香港、伦敦和纽约的代表。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热切地关注古巴和菲律宾的消息还有菲律宾人也曾学习过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布尔民族主义斗争从中学习如何“干”革命、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菲律宾人和古巴人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他们最可靠的盟友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么做各有各的理由，常常并非出于民族主义。

这些协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19 世纪最后 20 年见证了我们不妨称之为“早期全球化”的开端。电报发明以后迅速得到许多改进，跨洋海底电缆也铺设完毕。全球的城市人民很快就对电报习以为常。 1903 年，西奥多·罗斯福向自己拍发了一封环球电报，在九分钟之后收到。 1876 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大大加速了信件、杂志、报纸、照片和书籍在全球的可靠投递。安全、迅捷而廉价的蒸汽船使国家与国家、帝国与帝国、大洲与大洲之间有了大规模移民的可能，史无前例。日益细密的铁路网络在国家和殖民地边界内运送数以百万计的人和商品，偏远的内陆得以相互连接，并通达港口和首都。

在 1815 — 1894 年这 80 年间，世界大体处于保守的和平之中。美洲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专制或者立宪的君主制。三场最漫长、最血腥的战争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和美国的内战，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 60 年代巴拉圭与其强邻之间的可怕斗争。俾斯麦压倒性地击败了奥匈帝国和法国，迅如闪电，没给自己带来多少人员损失。欧洲在工业、金融、科技和财政资源上的巨大优势，使得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无人能挡，只有印度的叛乱是特例。资本也迅速地、颇为自由地穿越现存的国家和帝国边界。

但是， 19 世纪 80 年代以降，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初步的震颤，它预兆着日后我们有着各自记忆的那场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 1881 年被投掷炸弹的激进分子暗杀，这些人称自己为“人民意志党”（The Peoples Will）；在接下来的 25 年间，又有一位法国总统、一位意大利国王、一位奥地利皇后和一位王储、一位葡萄牙国王和他的继承人、一位西班牙总理、两位美国总统、一位希腊国王、一位塞尔维亚国王，以及俄国、爱尔兰和日本的势力强大的保守派政治家被杀。当然，暗杀失败的次数要比这多得多。无政府主义者实行了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暗杀活动，但民族主义者不久也紧随其后。多数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各国颁布大批严酷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实行就地处决，（公共和秘密的）警察还有军队采用刑讯的做法也日趋平常。但那些暗杀者有些可谓是早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认为自己此举是在通过新闻机构、报纸、宗教进步主义者、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组织等，向全世界的观众表演。

迟至 1880 年，帝国主义竞争仍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而后进国家如德国（在非洲、东北亚和大洋洲）、美国（在太平洋对岸和加勒比海内部）、意大利（在非洲）和日本（在东亚），正日益使帝国主义的竞争加剧。抵抗运动同样正展现出更现代、更有力的面貌。 19 世纪 90 年代，西班牙不得不派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军力，穿越大西洋，以图粉碎古巴的马蒂（Martí）起义。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顶住了一场民族主义起义，但未能将其击败。在南非，布尔起义震动了大英帝国老迈的身躯。

本书的主角们正是游走于这样一个舞台之上。也许这样说会更生动一些：读者将会在阿根廷、新泽西、法国和巴斯克人故乡碰到意大利人，在海地、美国、法国和菲律宾碰到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在古巴、法国、巴西和菲律宾碰到西班牙人，在巴黎碰到俄国人，在比利时、奥地利、日本、法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碰到菲律宾人，在墨西哥、旧金山和马尼拉碰到日本人；在伦敦和大洋洲碰到德国人，在菲律宾和日本碰到中国人；在阿根廷、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碰到法国人，等等。

从原理上讲，选取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研究这个广阔的地下茎网络研究俄国最后肯定会研究到古巴，研究比利时会想到埃塞俄比亚，研究波多黎各也不能忽视中国。但本书这项特别的研究之所以从菲律宾开始，有两个简单的理由。首先，我和菲律宾关系很深， 20 年来断断续续对它有所研究。其次，在 19 世纪 90 年代，菲律宾虽然身处世界体系的边缘，但它一度短暂地扮演过世界性的角色。还有一个次要的理由，就是我能够接触到菲律宾的材料。研究所关注的三位人物，都出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彼此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生活在复印、传真和网络尚未降临的宗教时代。他们著述颇丰书信、小册子、文章、学术研究和小说。他们用的是落笔后无法修改的钢笔和墨水，写在被认为保存寿命近乎永久的纸上。（美国档案馆至今仍拒绝接受任何复印材料，因为 20 年后它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也不接受电子格式的材料，因为技术创新的生猛步伐，电子材料甚至很快就会无法读取或者读取成本非常之高。）

尽管如此，一项走过里约热内卢、横滨、根特、巴塞罗那、伦敦、哈勒尔、巴黎、香港、斯摩棱斯克、芝加哥、卡的斯、太子港、坦帕、那不勒斯、马尼拉、利托梅日采、西礁岛和新加坡的研究，再怎么肤浅，也需要有自己的组合叙述风格。这种风格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二个要素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而第一个要素是查尔斯·狄更斯和尤金·苏（Eugène Sue）所创作的连载小说（roman-feuilleton）。因此，读者需要想象自己在欣赏一部黑白电影，或是阅读一部未竟的小说，它的结局超出了这位疲惫小说家的视野。

做一名好读者还有一项负担。在19世纪晚期，还没有什么丑陋的、贬值的“国际语言”。菲律宾人跟奥地利人写信用的是德语，跟日本人用的是英语，相互之间用的是法语、西班牙语或者塔加洛语（Tagalog），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后那种国际语言典雅的拉丁语的人文熏陶。他们当中有人懂点俄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和汉语。将电报传遍全球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但真正的交流需要有掌握多语种之人真诚、坚实的国际主义。菲律宾人的领袖在这样一个巴别塔式的世界如鱼得水。政敌的语言同时也是他们私人之间所讲的语言，在菲律宾却只有不到 5% 的人能够听懂。塔加洛语是马尼拉及其周边的土著语言，大部分菲律宾人都听不懂，对于国际交流无论如何都没有用处。许多操其他地方语言（尤其是宿雾语和伊洛卡诺语）的人更倾向于说西班牙语，即便在菲律宾这种语言是精英或者菲奸身份的明显标记。为了让读者最生动地体会到这个已经消失的多语世界，本研究引用的都是不同语言的原文，这些人就是用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并与非菲律宾人交流的。（除特别指出外，本书中所有的翻译都是我所做。）

本书的方法和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结构。它的起点明确地（也许有点随意地）定在 19 世纪 80 年代那安静、偏僻的马尼拉，随后逐渐向欧洲、美洲和亚洲发散，直至走到一个甚至比开头更为随意的结尾，未能得出任何看似适宜的“结论”。它锁定（不知这是不是确切的描述）了三位知名的菲律宾爱国者，他们都是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出生的年轻人：天才小说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开创性的人类学家也是爱好争论的记者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Isabelo de los Reyes），以及协调组织者马里亚诺·庞塞（Mariano Ponce）。

我只想再说一点。如果读者发觉书中的故事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若干相似和共鸣，这个感觉并没有错。 2004 年纽约的共和党大会由数千警察和其他“安保”人员保卫，大都会警察局长告诉记者，危险不是来自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来自激进的穆斯林，而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芝加哥竖起了干草市场无政府主义殉难者的纪念碑。《纽约时报》自鸣得意地评论道，落成典礼引燃的“激情到现在才总算完全平息了下来”。确实，美洲真是一个大洲。

题图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来自：verso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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